讲述贵州民族学院的故事，我最难忘的是曾任贵州省长的王朝文同志在我们贵州民族学院七七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精彩讲话，尽管时光已过去四十多年，但那段话至今仍不时回荡在我的耳边。

△1951年贵州民族学院开学典礼合影

77级大学生是77年冬天高考，78年春天才入学，我们贵州民族学院学生当年是四月初才入校的。我记得那是1978年4月11日，贵州民族学院在暂借办学的贵阳龙洞堡省社会主义学院小礼堂为77级新生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开学典礼的除民院当年首次招生的77级中文系、政治系两个本科班的84名新生外，还有政治系两年制轮训班学员一百余人和数十名教职工。大约下午三点钟，时任贵州省革委副主任（各级政府当时还延用文革时名称为“革委会”），几年后出任贵州省省长的王朝文同志在当时的贵州民族学院党委书记杜竹林、院长朱煜如等院领导的陪同下走上了主席台，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并发表了深刻而朴实的讲话，他这样说道：“各位新同学，我很高兴能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你们是恢复高考后的贵州民族学院的第一届本科大学生，我衷心地祝福你们。前几年读大学实行的是推荐选拔制度，一些地方不正之风盛行，农村不少有志青年想读大学不得不提着瓶子酒去找相关人员疏通关系，老百姓把这种不良现象叫‘摔手榴弹’，不‘摔手榴弹’就读不成大学。现在好了，读大学实行的是公开考试制度，大家靠的是真本事。你们都是有真本事的人，以后是要做大学问大干部的。我衷心希望你们今后做什么工作都要靠真本事而不靠‘摔手榴弹’，以后做了领导也不要被别人的‘手榴弹’炸倒。”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既是对王朝文同志生动讲话的赞同，也是对邓小平同志主导的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制度性改革的赞誉。高等院校招生实行考试入学，择优录取，这是我国自从有了大学后就采用的基本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也一直实行这种制度。但自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到一九七零年的四年里，高校完全停止了招生，一九七零年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但采取的不是公开考试入学制度，而是由工厂和农村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收有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读书。这样一来，大学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有的地方只要家庭成分好又有人推荐，小学三年级水平也会被当成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资历推荐到重点大学读书。这种不同文化程度的学生到同一大学同一专业就读后，大学教授们只能从最低文化水平者的基础上进行授课。数学教授教的不是高等数学而是小学的加减乘除。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必将对国家的教育科技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并很快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重新出山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决定恢复高考，高校按“自愿报名，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十二字原则招生。这样一来，一个体现最大公平竞争原则的高考制度正式形成了。我当年参加了高考并在百里挑一的激烈竞争中顺利录取到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读书。

△70年代龙洞堡校区课堂

贵州民族学院，创办于1951年，是全国首批创办的民族院校之一，但1977年以前，一直是以轮训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为主的培训制学校，正式招收本科生是从1977年才开始的，所以，我们那届同学既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也是贵州民族学院正式恢复招收本科生的第一届，社会各界对我们寄予了殷切期望。当时，王朝文同志任省革委副主任兼省科教办主任，分管全省教育科技工作，他对贵州民族学院的工作十分关心，因此专门出席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并讲了那段深刻而又朴实的话。我们读书期间，由于贵州民族学院还在恢复初期，学校办学条件极差。1977级只招收政治、中文两个系各一个班共84名学生。学校没有自已的校舍，先是借贵阳龙洞堡省社会主义学院的两栋三层楼的房子办学。教室和办公楼在楼房里，教工宿舍和学生宿舍则是新起的“干打垒”。我们中文系、政治系的五十余个男生就挤在两间干打垒的大宿舍里。除了学生宿舍十分拥挤外，老师们的住宿条件也很差。当时的副院长王德安先生曾是黔东南州第一任州长，是个老资格的正厅级干部，他们一家五口也就住在总面积30余平方米的两间干打垒宿舍里。两年后，除政治系仍留龙洞堡，中文系则搬到花溪董家堰（现在贵州民族大学老校区）就读。当时的老校区仅有五六幢油毛毡盖顶，篾席围墙的工棚，中文系已有七九级（七八级中文系未招生）、八零级、八一级的一百多名学生，工棚宿舍仍然很拥挤，十多个同学住一间工棚宿舍，此宿舍极不隔音，一室说话，一楼皆知。这样一来，当时的贵州民族学院也就被人戏称为“工棚大学”。

△70年代校园

学校的办学条件虽然如此简陋，但当时的师生都有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我们这首届八十多名同学大都来自边远贫困的民族地区，又差不多都是在“文革”中读的中小学，基础自然要差一些，不少同学连英语字母也从未学过。因此，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抢回来，要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发奋读书，要在三流的大学里做出一流的成绩。”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学校规定每天晚上11点钟要熄灯休息，我们的同学很少在11点钟前休息的。教室、阅览室熄灯了，我们就到校园的路灯下读书和背英语单词。当时，学校规定我们中文系学生每学年至少要熟读50部以上中外名著，我们每人读的名著远远超过规定数目。我自己在民院的四年里就读了近四百部中外名著，写了各类学习笔计250余万字。这种情景，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正因我们如此奋发努力，贵州民族学院七七级大学生毕业后在各行各业中做出了较好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我们那届84名学生中出了两名省部级干部，十四名厅局级干部，30余名县处级干部，十余名具有二、三级教授及其他正高级职称的知名专家学者，其成才率在贵州同级大学生中是较高的，而且讫今为止没有一个因贪腐问题受到刑事处分。去年我回母校讲学时遇到当年的政治系主任、后来曾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的潘世钧先生，他高兴地对我说：“你们这届同学中做过高中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都不少，作为你们的老师，我最高兴的事情是知晓你们八十多名同学中至今没有一个因贪污受贿而受刑事处分。”老院长的话令我十分感慨，我由此又想起王朝文老省长的那句“做什么工作都要靠真本事而不要靠‘摔手榴弹’，也不要被‘手榴弹’炸倒”的实在话。此话的真谛就是教育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始终要行得正，走得直，靠真本事吃饭而不做行贿受贿的事情。我认为，我们那届同学后来能有较大成就和美好归宿，根本原因就得力于靠本事吃饭而不走歪门邪道的思想根基。我想，这应该就是贵州民族大学的优良校风之一。我衷心希望母校的师生们都能记住王朝文老省长的那两句话，永远靠真本事立足于世，不做那些“摔手榴弹”的难事，更不要去做被“手榴弹炸倒”的傻事，让贵州民族大学的明天更加美好！

作者简介

李光平，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1977级，原省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